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给后来统治者留下了两件极好的礼物。一件是对专制主义的认可，一件是永远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前者保证了这种专制秩序可以在历史上一以贯之，后者保证了因为这种秩序而产生的矛盾可以有一大票人来毫无怨言地买单。

     然而，专制主义所催生出的对那些站在权力金字塔顶尖的英雄们的崇拜，在劳苦大众那里则转化为另外一种类型的力量。士人阶层可以津津乐道知识英雄或者政治英雄的诞生，而老百姓们则永远乐于看到水浒里面那一百单八将的替天行道。靠个人武力，强行解决秩序和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黑暗与腐败，是中国普通民众念念不忘的暴力监督模式。醉打蒋门神，拳揍镇关西，在这一系列民间好汉除暴安良的光辉事迹中，政府部门不是集体失语，就是始终站在好汉们的对面。

     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么野蛮。有趣的是，历史上，对封建体制的歌颂总是远多于抱怨。一旦有个清官到任，民众们无不奔走相告，喜不自禁。农民阶级总是相信上天有眼，总是相信这个制度会为自己主持公道。但是在另一方面，民间好汉的出现，民众又往往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理解，甚至支持。这种矛盾反映出来的不是中国人对制度本身的反思，而是对制度执行者的极度不信任。当对执行者的不满到了极点的时候，就会群起而攻之，有的史书言之为“造反”，当然也有史书称其为“起义”。这种“造反”的逻辑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官逼民反！如果不是那些狗官让俺们吃不饱饭，俺们怎么会揭竿而起呢？“反”的是朝廷，是制度的执行者，是以前自命为天子、而现在已经丧失资格的“人”。当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开始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反”就迅速站不住脚了。太平军在云贵势如破竹，但是进入中原及江南以后就开始遭到极大的抗拒。一方面固然是有汉族地主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反”在这些地区不能引起什么共鸣。至于所谓的施政纲领，老百姓是并不买账的。不但不买账，他们多半是抱有嘲笑的态度，并且伺机在其中大捞一把。

     中国人不怀疑制度本身，这不能不说是封建统治一件极大的成果。在面对制度本身的绝对权威的时候，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三条路，做奴才、造反和死掉。死掉是自身生命的消亡，对于生者没有意义；着重点就在做奴才和造反上了。鲁迅先生要更悲观一点，他直接说中国的历史是做稳了奴才的时代和尚未做稳奴才的时代。的确，如果我们实在不能将造反和劫掠有效的分开，还不如谈谈做奴才的问题吧。我可以痛感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的绝望；我更要痛感的是，这种绝望，至今依然如昔。市民社会、乡绅阶层，这些第三空间的讨论浮泛于大学教授的职称评定之中，飘渺于历史的回顾和整理之间。网络一度被寄予厚望，然而实际上也被新时代的水浒英雄们所占据。他们自命为草根，自命为最淳朴的正义代言人，但是结果也不过是形成一股针对个人的谩骂讥讽的热潮，让“因言获罪”有了最新的注释，甚至演变到现实生活当中。

     制度和秩序的区别，在大多数人眼中，也是颇为暧昧不清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封建统治和愚民政策的重要成果。制度可以保证秩序，但是秩序的保证并不一定需要某种特定的制度。正常的人类社会需要秩序的保证，但是却不需要一个让人诟病的制度。因为崇尚秩序，崇尚稳定，而盲目的崇拜制度，在现在的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最后的结果只能回到“造反”的逻辑上来，让制度的执行者们继续面对几千年来一直都有的挑战。我相信，这种挑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处理这种挑战的成本越来越大，尽管我们还有农民兄弟帮我们内部消化处理物价上涨、贫富不均的矛盾；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被经济的马鞭驱赶着拼命往前奔跑，只能拿“稳定压倒一切”来搪塞所有的不满。

     然而悲剧还是会产生。杨刀客的利刃屠杀了百姓心目中抽象的坏人，却也屠杀了亲人心目中具象的父亲、丈夫、好友。陕西的群众砸掉了平日里骄横的警车，却也砸掉了纳税人辛辛苦苦的血汗。看着水浒后传在一幕幕的上演的时候，我只好颤巍巍的等着有一天，轮到我自己来签字买单。